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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8篇

時間：2024-08-15 14:12:34 123

考古學基本方法

考古學基本方法篇1

1982年初，筆者在初用“音樂考古”一詞時，曾嘗試著解釋為：“音樂考古，是利用歷史遺留下來的音樂文物和文獻對古代音樂所進行的研究，是古代音樂史研究的重要環節，也是音樂史界、考古界共同開辟的一個科學新領域。”這只是對一個新興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詞強調了考古之于音樂考古的重要關系。

更多學者先后從學科的高度定義“音樂考古學”，大多數也凸現了這種關系。

秦序：“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出土和傳世的古代音樂實物史料研究音樂歷史的科學，它既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又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部門。換言之，它是考古學與音樂史學相互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發展起來的專門學科。”

蔣定穗：“‘音樂考古學’是近年來隨著我國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音樂文物大量出土和音樂史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而逐漸形成的一門‘潛科學’”。“音樂考古發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學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樂史學方法研究出土樂器，也已顯得不夠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學和音樂史學相互結合而形成的新學科。……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中遺留下來的音樂方面實物，運用考古學的方法研究古代音樂歷史的學科。”

譚若冰、黃翔鵬：“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的一個新興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圍與考古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對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而與美術考古、絲綢考古、陶瓷考古、青銅器考古等學科并立的，國際上稱為音樂考古學。中國當代的音樂考古學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來源雖亦出自對于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實際內容已越出考古學的范圍。”

方建軍：“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遺留的音樂文化物質資料，研究人類音樂文化發展歷程及其規律的科學。”“作為音樂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成果無疑可以填補、充實和豐富古代音樂史的內容。”

李純一：“從研究對象、方法和目標等方面來看，古樂器學乃至音樂考古學應該既是普通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又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對獨立性。”

王子初：“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部門。是根據與音樂有關的實物史料，如古代的樂器、書譜、銘文、石刻藝術和洞窟壁畫等，來研究音樂藝術的歷史的科學。”

汪申申、田可文：“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和考古學的交叉學科，它要求從業者不僅具備音樂學（特別是音樂史學、音樂形態學和樂器學）方面的知識，還要掌握歷史學、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和田野發掘作業的全部技能與經驗。”

李幼平：“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在交叉、融合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邊緣型新興學科”，“考古學與音樂學研究應該是它的兩個基本立足點。”

王子初：“從歷史的角度考察，音樂考古學脫胎于一般考古學，兩者之間是一種母與子的關系”，“中國音樂考古學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學界之驥尾。”“音樂考古學是考古學和音樂學相結合的產物，是一門跨學科的邊緣學科。……音樂考古學是考古學的組成部分，其時空框架必須借助一般考古學的地層學和類型學以及考古學利用的其它各種手段才能建立起來。同時，音樂學的理論應該是音樂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理論指導。”

方建軍：“音樂考古學主要是考古學與音樂學尤其是音樂史學相互交叉、影響和滲透所形成的一門邊緣學科，它具有從屬于考古學和音樂史學的雙重性質，但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中國音樂考古學則從普通考古學中萌芽，是中國考古學滋養下本土化的產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國音樂考古學也受到了考古學和音樂學（尤其是歷史音樂學）的雙重影響。”

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義顯示：普通考古學是音樂考古學脫胎的母體，萌生、滋養的基礎，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點之一，等等。

這種深刻的認識，基于音樂考古學萌芽期的實踐總結。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音樂學界在文物、考古學界的幫助和推動下，創立了音樂考古學科。迄今為止，這一新興的學科已經形成了具有本科、碩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隊培養體系；出版了大量的專著成果；參與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發掘；基本完成了與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礎性工程《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常設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建立了國際性的學術組織并組織了多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國音樂考古學呈現著繁榮、活躍的學術景象。

不過，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說，中國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潛在著影響學科發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隱憂。

在理論上，迄今為止，中國音樂考古學并未受到中國考古學的正式認同。在考古學理論著作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的“考古學”條目中，受普通考古學影響所產生的特殊考古學分支現已包括了諸如美術考古學、宗教考古學、古錢學、古文字學和銘刻學等等，并不包含“音樂考古學”。

在實踐上，中國現行的考古事業管理制度，只有國家文博單位和高等院校的歷史考古專業才有考古發掘權。以音樂學學術身份出現的中國音樂考古學家從身份和職業上均未被納入考古界之列，更難以進入考古學的田野考古發掘領域。而在考古事業的機構和職位序列里，也沒有“音樂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在田野發掘的交叉重合區域里存在著制度性的專業脫節。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的學術銜接保持著一種“你發掘，我研究”的線性流程及默契。音樂考古學家的研究工作，主要還是停留在根據考古發掘報告和出土文物資料做案頭研究的階段。偶爾幾次考古大型發掘項目的參與，也是來自考古界少數知音的邀約，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態工作。

這種情況對于兩個學科和藝術及文化遺產事業都是不利的。

自20世紀后半段開始，世界考古學的研究重點已經從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質文化譜系研究逐漸轉變為更深層次的社會歷史和文化重建。中國考古學的學科視野已從證經補史的窠臼中脫離出來，從線到面，從物到人，進一步擴大到全面探討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認識人類歷史的進程及發展規律，形成更為廣闊深遠的獨立的闡釋系統。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學對人工遺跡和遺物的地層學、類型學、年代學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領域就會顯得力不從心。

考古學面對古代音樂遺存時，尤為如此。作為物質的研究對象，考古學可以對其采用類型學和年代學的方法進行一般的研究，諸如物態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斷代等等。由于知識結構、研究方法和專業意識的局限，在現實的田野考古過程中，往往會發生如下問題：（1）遺存的現場處理有發現障礙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為禮樂遺址的環境信息，樂器的使用痕跡及詳盡的存放狀態，器物的結構及附件的配套關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禮樂器實物及由之顯現的禮樂場景，引起了研究者從音樂遺址的角度對整個墓葬再審視。這個后起的理念已經錯過了發掘過程，難免損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絲馬跡。同樣，由于缺乏經驗和敏感的專業意識而令人惋惜的事例，還有出于現場的清洗保護處理，該墓笙簧與笙苗的關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擾亂、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遺痕也完全杳無蹤影。（2）遺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陳述。通常的考古發掘報告多從人工的遺跡、遺物的角度，談論其層位關系、具置、器物組合、保存狀況、自然環境；描述其形狀：大小、數量、位置、方向、文字、紋飾；報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質地、硬度、質感、火候、聲響等。但對于音樂文物尤其是古代樂器的觀察和描述，往往是語焉不詳。比如樂器，往往是：結構不明、數據不全、交待不清，還缺少專業的鑒定、測試、分析報告。相關的照片資料一般只能反應器物的整體和外觀，沒有關鍵部位的特寫，等等。由此提供的實物和資料只能作為古物學標本而不是音樂考古標本。（3）遺存的報告無力提供藝術史解讀。對音樂遺存尤其是古樂器的認識，“形”僅僅是表，“形”上所含的無形的信息——“音”才是其靈魂，音樂學對于“形”的追逐是為了究其“音”。音樂考古就是要從這些有形的物質中獲取無形的音樂信息，考查出當時音樂的結構性元素和音樂生活方式。由于解讀和描述能力的專業局限，現有許多發掘報告都難以對音樂學問題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識支持，更談不上建構和還原當時的音樂活動場景。

許多音樂遺存的發現需要千載難逢的機緣，其出土時的環境信息以及器物附著的跡象往往極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樂文物以極其脆弱的材質身處現實的保護條件也許還會得而復失。這一切，如被熟視無睹的目光掠過，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學不能有音樂考古盲區。考古學的學科發展需要開拓音樂考古領域。

學科設置和學科建設并非純學術問題。一個學科的確定和建設，需要相應的行政歸屬和管理、專業設置、機構設置、教學培訓體系。普通考古學對音樂考古學的不認同，自然會影響到考古學相應的知識結構、人才結構、體制結構和管理制度，影響到其對音樂考古學的支持力度和貢獻，影響到考古學自身的發展。基于這種認識而形成的顯性和隱性的“行業壁壘”，最終會影響到音樂考古學的良好生態和成長。這將是考古學學科的損失，也是人類文化遺產事業的損失。

關于音樂考古學與考古學的關系，音樂學界的認識也不統一。本文開篇所羅列的有關音樂考古學的定義，全部出自音樂學界，其在音樂考古學的歸屬上有如下分歧：音樂學分支、音樂史學分支、音樂史學和考古學雙重性、音樂學和考古學雙重性、考古學特殊分支。顯然，也有音樂學者不認同音樂考古學歸屬于考古學。部分學者在強調音樂考古學的獨立性和特殊性時，強調音樂考古與考古的區別和剝離，對考古學之于音樂考古學的關系在觀念上有些疏遠和游離。

誠然，一個獨立的學科必須有其可獨立之處。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的區別在于：（1）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通過考古學方法所獲取的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物質遺存，而音樂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僅限于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音樂文化物質資料，其中除了考古學方法獲得的資料之外，也包括傳世的文物；（2）考古學研究重點在實物本身，音樂考古學的研究重點是從實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載著的當時音樂的結構性元素和音樂生活方式；（3）考古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層學和類型學，音樂考古學除遵循這些方法之外，還需要運用音樂學的研究方法；（4）考古學研究的歷史下限在元代，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歷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隨著這一新興學科的不斷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獨立、完善的學科體系。

盡管如此，音樂考古學的特殊性和相對獨立性并不能使其擺脫它對考古學的依附性。音樂文化遺存的發現和獲取基本都來自考古發掘，這些文化遺存的時空坐標需要用考古學方法標定，針對實物、圖像、文獻、遺址的查驗、檢測、紀錄和考證，現場調查及整理是音樂考古基礎性工作。如果脫離考古學來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樂文化遺存，脫離對音樂文化遺存的時代、文化區系、類型序列、共存關系、從屬關系、器物組合等考古學的綜合考察與分析，音樂考古學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搞音樂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類型學、不能掌握考古學文化這些方面的基本知識，這種考古學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這就脫離了考古學基本手段去研究，和過去的古器物學沒有什么區別。……有了這些基本認識，有了在考古學整體基礎上把握的音樂考古學，這才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脫離這個基礎，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音樂考古學。”由于現行體制的障礙及其由之產生的與考古學的游離意識，在音樂考古工作中存在著這樣的問題：（1）不辨器物的考古學關系，將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組合，視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內在的組合關系，盲目將人葬組合等同于原始組合；（3）不實地全面、具體考察原物，僅憑發表的資料和數據望文生義，很難觸及研究對象的實際及其規律；（4）不顧及器物的考古學背景，就物論物，缺乏體系概念和人文視野；等等。這些不循考古學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誤入歧途。

此外，音樂考古學也只有在考古發掘和調查中參與搶救、采集、保護古代音樂文化信息，才能擔負起自身在文化遺產保護中無可替代的責任。音樂考古學者直接從田野工作中獲取第一手資料往往更具體、更詳盡、更實用、更有效。音樂考古學者由古樂器音響檢測到音樂形態研究，由編鐘鑄造技術觀察到編鐘調音規律的發現等等，都是音樂考古學者深入考古發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樂考古學對考古學古樂器斷代的反哺和重要貢獻。音樂考古工作者要參與發現，從田野發掘工作做起，在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與分析、報告編寫和專題及綜合研究等各個環節主動參與、積極回饋，在與考古學的滲透中更加主動、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樂考古學植根于考古學的沃野才能根深葉茂。

音樂考古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滋生于音樂學、考古學，也從人類學甚至自然科學等多學科中汲取營養和力量。來自古文字學、聲學、冶金鑄造學領域的學科需求和成果反饋，也會影響著音樂考古學的信息采集、整理、記述和解讀；自然科學和新技術會開闊傳統器物學的觀察視野，深化對音樂遺存的認識程度和相關研究。這是音樂考古學學科成長的條件和背景，也是其新興性、交叉性和邊緣性的表征。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推動和實踐的積累會逐漸明晰這一學科的架構體系，理論研究的深入也會廓清這一學科的屬性。不過，回顧音樂考古學的萌生，是考古學的啟發、考古資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樂學（主要是音樂史學）學者的進入；是音樂學與考古學的合謀催生了音樂考古學的建立；是兩個學科突破認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學科交叉、滲透的新領域。在這個領域里，考古學與音樂學在研究對象上發生重疊，在研究方法上互為通用，在對象釋讀上互為補充。雖然還有其他更多學科在這個領域里交匯，從學科最基本的結構關系看，音樂考古學確實具有從屬于考古學和音樂學的雙重性質，并更倚重于考古學。

音樂考古學與考古學在學科關系上存在著的上述現象，是音樂考古學作為一個邊緣學科在成長中遇到的問題。問題的解決需要音樂學家、考古學家更多地了解對方，了解對方學科的特點和要求，了解對方的長處和局限，揚長避短，實現優勢互補，在合謀與互動中共促學科發展。

當然，問題的解決也離不開國家的重視和政府的支持。在國家推行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文化遺產事業進入新階段的形勢之下，作者愿對中國音樂考古學科建設提出以下建議：

一、音樂考古學科建設要與文化遺產事業的發展緊密結合。2005年12月，國務院決定設立文化遺產日，以“文化遺產”的概念拓寬了“文物”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標志著新世紀我國文化遺產事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考古學定位為一級學科。音樂考古學科時逢成長的大好機遇。事業是學科的依托和動力，事業的發展需要隊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會對相應學科提出剛性需求，并推動其發展。音樂考古學者應該在遵循學科成長規律的前提下，緊密與文化遺產事業相結合，力求進步，積極貢獻。

二、加強學科理論建設和基礎性工作。通過開題立項和學術交流，梳理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形成比較統一的認識。建立學科規劃和目標，建立專業課程體系和教材體系。

三、通過國家重大項目整合隊伍、培養人才、積累成果。音樂考古學隊伍力量薄弱、松散，與文物考古部門的結合并不密切。通過全國性重大項目整合力量、凝聚隊伍，出人才、出成果，已有《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工程的成功經驗，應該繼續類似的項目，形成本學科的成長模式。

四、搭建平臺、建立渠道，更主動、更深入地參與文化遺產相關工作。湖北省博物館等十家博物館發起的中國博物館協會樂器專業委員會，為音樂工作者與文物工作者搭建起交流平臺，也是音樂考古工作者與文物考古工作者合作的橋梁。要充分借助類似學會組織和學術團體的力量。

這些淺顯的意見，是一個音樂考古工作者企盼音樂考古學科發展的由衷期望。

考古學基本方法篇2

一、手工繪圖依舊是取得考古現場第一手資料的基本方法

我國20至21世紀的考古工作與考古學研究的結果表明，迄今為止，我國考古繪圖主要依賴手工完成。不僅貫穿于考古發掘的全過程，也是當代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手段和依據。

從我國考古學建立之初，傳統手工繪圖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內容，不僅在攝影技術不發達的時期，全部考古圖錄主要靠專業工作者手繪完成：“要親自動手，文物一旦露頭，……必須完成當天的考古記錄”，即使在考古學高度發展的今天，考古繪圖工作已經加入了新的技術因素，大量在現場依照實況和器物實體手工繪出的圖紙，作為現場采集的第一手資料，其價值是臨摹、修改、復制、打印等后續而成的二手資料所不能比擬的。

在攝像與電子技術高度應用于考古學領域的今天，人工對遺址現場的全景、地層、地形、遺跡及其分布的實測與繪圖，仍是保留現場信息的必要步驟，方格網等方法依舊被作為最基本的測量和繪圖方式在實際工作中使用，以保留考古遺址和器物的原貌。現場示意圖、剖面圖是考古遺址不可忽略的重要步驟。以河南焦作府城遺址發掘為例，所做的大量對遺跡的結構、分布、地層堆積、坑底細部情況繪制的平剖面圖不僅是對現場的第一手記錄，也是后續分析研究工作的基礎，特別是對結構復雜的各墓葬、窯址等清晰的繪圖，是動態發掘過程中不可遺漏的重要證據。對其深淺層位進行精確的測繪，明確遺物的出土位置、疊壓關系，對后期墓葬主人身份的辨析考證，具有極重要的證明意義。

即使在一些特殊的考古場合，現場繪圖也是必不可少的，手工繪圖不斷運用于考古新領域。2010年“南澳I號”的沉船船體和文物發掘中，繪圖工作是在水下數十米深處與現場發掘同步進行，現場對考察“南澳I號”復雜的遺址堆積狀況的記錄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是學界揭示南澳島水下的遺址群的概貌、探討南澳島作為海上古絲綢之路的咽喉要地重要意義的關鍵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種原因，傳統考古繪圖方式被忽略、被扭曲的現象時有發生。隨著大規模建設的展開，少數匆忙開發的遺址，由于缺乏專業繪圖理念，未能遵循正確的繪圖原則，往往造成第一手繪圖資料的缺失。如某些遺址的發掘，由于忽略了現場繪圖記錄，不僅缺乏寶貴的現場記錄資料，也為后續的疊壓關系研究、器物鑒定、排序與研究造成困難。

繪圖軟件的大量應用，一方面帶來繪圖工作的便捷和細致，另一方面也使人產生誤解，認為即便沒有繪畫能力，各種軟件也可以取代人工，完成繪圖工作。這導致傳統繪圖方法被忽略，手工繪圖的重要性降低，甚至很多本應由專門人員完成的原始資料圖由技術工人，將繪圖視為現場的簡單記錄。

問題的出現是考古工作中對繪圖工作的理解出現誤差。事實上，考古繪圖并不是單純圖錄備用，而是將現場復雜信息整理、篩選和保存的過程。特別是對地下遺物多、疊壓打破關系復雜的遺址，準確保留第一現場的必要信息，將疊壓的復雜關系正確傳遞給后續研究，沒有相應的專業知識是無法完成的。

我國長期考古工作的經驗表明，傳統手工繪圖無法取代。它不僅貫穿于20世紀近百年的中國考古，并且會在21世紀的考古發掘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二、考古繪圖是考古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

我國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使考古繪圖有著廣闊的發展領域。在承擔野外調查、現場發掘任務之外，考古繪圖貫穿于器物整理、考古報告、現場復原全過程，并且正在不斷深入影響考古學研究。

在后期的器物整理、遺址報告中，作為三大要素之一，繪圖也承擔著極其重要的任務，是梳理和陳述考察成果的基本手段。幾乎所有的考古學報告，都要配以大量的圖錄，闡述考古過程，明示器物特征，展示發掘特征，提出新的觀點。武漢考古所等為盤龍城宋窯與商墓遺跡所做的大量清晰繪圖，清晰地表明了黃陂盤龍復雜的多層文化，為學界的后期研究提供了最明了的答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石市博物館在《湖北大冶蟹子地遺址2009年發掘報告》的附圖包括遺址示意圖、探方圖、地層堆積剖面圖、各個時期的器物圖、紋飾圖等數百幅。而記錄600座楚墓，反映東周文化的考古報告《江陵九店東周墓》，正是其圖繪工作的疏忽草率，而受到學界的批評。

器物的修復整理，往往需要對原物預先繪圖，特別是對彩繪器物的修復，必須首先采集和保留原物信息。其中包括“詳細記錄描述器物各個部位的彩繪顏色、范圍和保存狀況”，“采用多種顏色進行繪制，詳細記錄描述每層彩繪相互之間的關系”等。在對秦俑一號坑新發現的斷裂數塊的彩繪陶俑進行搶救性處理前進行的保存原樣的繪圖，就是修復器物的規范做法。

圖文并茂是考古學者深入研究的基本方法。蘇秉琦以北首嶺出土雙唇口、壺罐形口與姜寨壺罐形口的比較圖提出關于仰韶文化分期的重要論點，劉慶柱《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述論》，以數十幅歷代城池遺址圖、地形圖論述中國都城考古的發展成就，都顯示了我國考古學家圖文并長的研究功力。

為適應21世紀中國考古學發展需要，關于繪圖技術和各類圖譜的規范研究正在展開，成為考古學方法研究的重要內容。20世紀90年代，馬鴻藻老師在長期實踐授課基礎上，在他的《考古繪圖》中開考古繪圖的理論探討之先河。至今，更深入的有關考古繪圖方法論的研究，進入了考古學理論研究領域，一批有關考古繪圖的論文正在問世，從理論上深入探討了考古繪圖在新時期的發展，以及與考古工作的關系，“科學指導我國當前的考古學實踐”。

考古學基本方法篇3

[關鍵詞]公共考古學；考古學大眾化；考古與傳媒

[中圖分類號]K8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14-0030-04

公共考古學，又稱為公眾考古學，美國考古學家、遺址保護專家查爾斯·麥克基姆先生在《Public Archaeology》一書首次提出這一概念。2002年，杭州召開“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頒證與學術研討會”其主題是“考古學與公眾——考古知識的普及問題”。明確提出建立公眾考古學的問題。近幾年來，“考古學要走向大眾”的呼聲越來越高，遺址公園的建設、考古工地的開放、博物館展示方法的改變、考古科普書籍的出現、媒體上各類考古類節目的出現，公眾考古學在國內可謂盛行一時。本文擬對我國近10年來公共考古學的相關研究進行一個粗略的梳理。

一、公共考古學概念的討論

公共考古學，源于查爾斯·麥克基姆的《Public Archaeology》，國內對于這一概念的沒有統一的稱謂，或稱之為公眾考古學，或稱之為大眾考古學。范佳翎通過對比英美國家考古學家對這一概念的不同解釋，認為理解的偏重點與不同國家和地區在《Public Archaeology》出現背景和所面對具體問題方面的差異。①大多數學者根據《Public Archaeology》認為，公共考古學是一個西方的名詞和理念，但是高蒙河則認為考古學大眾化的理念中國從來就有，并通過分析蘇秉琦先生不同時期的公眾考古思想的演進而認為蘇先生是中國公共考古學的領軍人。②公眾考古學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一個較為統一的概念。郭立新、魏敏認為考古學家對考古學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以及考古學家社會責任的再思考，這種思考，上升到理論高度，即是所謂的“公眾考古學”。③姚偉鈞、張國超認為公共考古學的定義是考古學的大眾化。④錢耀鵬認為公共考古就是考古學的社會化。⑤陳淳認為公眾考古學是指由政府管理的從公眾共同利益出發的考古學，即如何由一個形形而且互有競爭的大眾群體以他們自己的方法闡釋過去。⑥當然對于公眾考古這一概念提出是否合理學術界仍有爭議，施勁松、王齊認為公眾考古學的提法不僅存在著邏輯上的缺陷，而且在實際操作時還潛存著一些難以避免的危險。⑦對于公共考古學的學科建設，錢耀鵬認為公眾考古學是考古學研究的新領域，嚴格意義上來講，公眾考古學似乎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學科分支。⑧梁太鶴認為由于公眾考古學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有論述稱它將是國內考古學中“呼之欲出”的一個分支。就所需研究的范圍和問題說，把它作為學術研究的一種方向，分支說自有成立的理由。但是否即建立為新的分支學科，卻值得細加估量。⑨孫波也認為公眾考古學因為缺乏理論而不能稱之為一門學科。⑩

二、關于公眾考古學的理論研究

公共考古作為一個新的提法，或者一種新的理念，一經提出，便立即在中國考古學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其中不少的學者開始思考這一問題，但其理論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有學者認為這一現象與學者們的觀望態度有一定的關系。目前公眾考古學主要以《中國文物報》和《南方文物》為兩大宣傳陣營，《中國文物報》主要刊登公共考古學大眾性、普及型文章，實時性、思考性較強，《南方文物》則主要刊登學科理論類文章，其中介紹西方公共考古學的文章占有一定比例。郭妍麗通過對考古學科學性和大眾性的分析，認為考古科學化與大眾化的結合點在文物保護，并且通過四種方法可以實現考古學大眾化與科學化的結合。11鄭媛則從中國目前經濟建設對文物的威脅、公眾對考古知識的盲區以及考古工作者的行業尷尬等現狀出發，認為公眾考古學的建立是公眾需要、文化遺產保護需要、考古行業需要。12魏峭巍通過對國外公眾考古學的研究，認為國外公眾考古學經歷了政府參與、公眾參與、公眾導向等三個不同的階段，我國應加強公眾考古學理論建設，找出適合本國國情的公眾考古學道路。13李琴、陳淳通過對國外公共考古學的起源與發展、內涵與概念、理念和方法的簡要介紹，認為中國的公共考古學應該在多方的合作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以大眾為中心”。14郭立新、魏敏對西方公共考古學發展情況進行了簡要梳理，提出考古工作中的矛盾與沖突，認為研究要結合中國現狀謹慎處理各種關系，考古學家應在公共考古發展的形式下做好考古知識普及工作，搭建好公共考古的現實平臺。15

在中國公共考古學發展模式上，姚偉鈞、張國超認為我國現階段公共考古的途徑大致有四種：考古現場的參觀、摸擬考古、科普考古圖書和直播考古。其中參觀考古現場是目前我國公眾考古最要形式之一。1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選用了現場參觀、科普書籍、動態講座、考古專題影視等四種方式進行公眾考古學的引導和推廣。17上述的幾種方法基本涵蓋了我國現階段公共考古學的運行模式。在公眾考古學基本理論方面，魏峭巍從考古學、政治學、社會學三個不同的視角觀察，認為三者之間的分歧必須在共有元素考古資源的基礎上進行博弈，從而實現納什均衡，完成遺產保護。18崔玉范從美國公共考古學教育的視角，對美國公共考古的機構和運行模式進行了詳實的歸納，認為在政府的領導和支持下，由考古學家發起，教育學家們積極參與并合并了社會各個團體的公眾考古教育，實現考古學知識和文化資源保護的公眾化。19曹兵武認為考古資料具有公共屬性，考古資料不僅僅是考古學家的資料，也應該受到其他領域甚至大眾的關注。考古學家長期以來只關注考古資料的一個方面，而考古資料和考古知識的分享傳播并非文本所能代替，要在新技術和新媒體的支持下不斷探索其考古資料的載體和傳播的途徑，這不僅是學術發展的必然，也是文化遺產發展的需要。20麻賽萍、高蒙河根據考古教育與考古資源的密切程度，將考古教育按照三個不同的場所，考古現場、博物館和課堂加以劃分，剖析在三個場所開展的考古教育內容、手段和效果，為以后的公共考古活動提供參考。21

公共考古學的概念源于西方，因此，有大量關于西方公共考古學介紹性文章和譯著。《公共考古學》的序言《公共考古學的多樣性與非協調性》詳細論述了公共考古學的定義，并提出了“民智不足”和“多角度”兩種模式，在此基礎上如何與公眾進行溝通與交流。22而《讓公眾參與博物館考古》一文在分析博物館強大的媒體功能和為考古服務性質的基礎上，認為其單一的陳設脫離了公眾的需求。自1960年以來，博物館的功能轉向公眾，樹立公共服務的意識，實現數碼通道、幕后參觀、外界文物盒等多種方式來提升公眾考古資源的保護、鑒賞意識，從而提升文化遺產的保護能力。23希爾松·蘭貝利通過對巴西水下文化遺產的種種復雜問題的討論，打破水下遺產由于觀點差異造成的僵局，而水下考古及民族志研究中心則在水下遺產的管理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4這些譯著和文章為我們了解國外的公眾考古學研究狀況、思考我國公眾考古學開展的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和方法借鑒。

三、公眾與考古學大眾化

公共考古學中的“公共”包含了兩種含義：一是公眾，即一種國家行為，這種政府行為以公共利益為前提；二是公共，由個人所組成的群體，是一個多樣化的集合體。所謂的“公共”就是要處理國家、公眾、考古學三者之間的關系。25國內這幾年來探討較多的是大眾與考古學的關系。1996年，陳星燦撰文《公眾需要什么樣的考古》從考古學學科性質、研究方法等方面論述考古學與公眾存在一定的距離。26陳洪波認為目前國內由于多種限制因素的存在，加之考古學的專業性質，考古學實際上距離大眾還是很遠。27因此，考古學界和社會各階層的學者也大聲疾呼，要求考古學走出象牙塔，建立公眾考古學體系。曹兵武認為考古的大眾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這不僅是人民文化的需求，也是考古學家有益的學科嘗試，并進一步指出考古學家已經意識到應該再添加一個“轉換普及”的新程序，在與社會和公眾交流的過程中獲得反饋，認識和確立自身的定位和社會形象。28公眾考古學興起十年來盡管存在各種各樣的分歧，但是考古工作者一直都在不懈的努力，從各個角度實現考古的大眾化，大部分考古工地的開放和具有科普意義書籍大量的出現。蘇秉琦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以通俗話語總結了其畢生研究所得，其自稱“一本我的大眾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簡潔地說出來”。吳汝康的《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被收入“名家講演錄”科普系列書系，向公眾介紹人類起源與進化方面的知識。李伯謙、徐天進主編的《考古探秘》（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由一批著名考古學家執筆，其中不乏考古發現和考古研究的真知灼見。高蒙河的《考古好玩》（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以深入淺出的筆法講述了真正的考古生活。許宏的《最早的中國》（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圖文并茂，從多個角度深入淺出地講述了早期中國的形成。

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赫章可樂：二年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采用了“發掘者說”理論，用報告慣例之外的通俗語言和視角，隨文配上相關照片圖像，對相關內容進行概略講述，以淺顯的語言，輔之以考古學常識。它是考古學報告編寫的一次新嘗試，這種嘗試與編者力圖推進公共考古學發展的理念是分不開的，表明考古學者正在以不同的角度和視野對考古學的大眾化進行有益的嘗試。李春華認為博物館在促進考古學的大眾化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博物館的大眾考古要克服陳設簡單，與大眾缺乏溝通的現狀，實現公眾考古學的建立和博物館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29施勁松、王齊認為公眾訴求與考古學的科學性存在著一定的差異，而這一差異的源于考古學知識的不確定性，考古工作者可以給公眾只是盡可能多的過去歷史的“碎片”。這些碎片由公眾在考古學者的正確引導下完成“歷史拼圖”。30范佳翎以最成功的“公眾化”實驗考古項目——英國Buster古代農場（Buster Ancient Farm）為例，認為“實驗考古學”具有很大的考古科普優勢，應該在公眾參與實驗考古的過程中逐漸理解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31而且考古影像信息更能客觀地記錄現場，具有較強的視覺沖擊力，容易被公眾所接受，保證收集影像的真實性、全面性、科學性對于公共考古學的發展也是大有裨益。32在公共考古學實施與推廣中，程艷妮從陽陵公眾考古的實踐出發，認為公眾考古活動中的年齡限制、經費缺少、模擬考古教練的缺失等幾個方面的因素正在日益束縛著考古大眾化的發展。33麻賽萍根據上海市政府“三區聯動”的城市戰略，積極尋找考古普及化在這一戰略下社區化，認為考古社區可以降低消費成本、擴大范圍、并且以多種形式，多種途徑落實考古學的普及。34上述研究成果具有科普性，也具備常識性，同時也體現實踐性，說明學者們正從不同的角度在嘗試普及考古知識和推進公共考古學的發展。

四、公共考古與大眾傳媒

公眾考古學的發展離不開大眾傳媒的參與，加強與傳媒機構的合作，借助新聞媒體、網絡媒體等信息平臺逐漸成為考古發掘成果的另一個展示渠道。隨著媒體越來越多的參與，考古學家越來越重視與公眾的交流，公眾活動日益深刻地影響考古活動。但是媒體是把雙刃劍，可以擴大考古學在公眾中的影響，也會由于媒體追求賣點和轟動效應而出現非客觀的考古報道。關于公共考古與大眾傳媒的關系，也不乏學人關注。曹兵武認為媒體希望從考古發掘中尋求新聞點、興趣點甚至經濟增長點，但不可否認，客觀的結果是普及了大眾的考古學知識。如果適當地加以引導與規范，甚至可以對考古學的進步、文物保護意識的提高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35孫波認為隨著信息和網絡等傳媒技術的飛速發展，考古行業可以通過媒體傳播考古知識，但是由于考古學或者文博行業狀況，以前的一些做法正在被質疑，文物部門正在從危機事件中的被同情者轉化為被問責者。正是這樣，在危機關頭更需要建立公眾考古進行應對。36張士坤、王志華從考古學共享現狀及問題出發，剖析了考古學與媒體接觸中存在的問題，認為存在呈現不均衡，呈現模式和語言有悖考古學的嚴謹，進而提出考古學工作者在與傳媒的接觸中應該主動些、積極些。這樣有利實現考古知識的共享。37郭云菁以考古傳播人才培養為切入口，認為公眾考古傳播應將各類媒體作為主要研究和合作對象，探討考古與媒體的最佳合作模式。要完善和增進考古學界和媒體界的交流機制，加強兩個領域之間信息和人員互動，特別是專業公眾考古傳媒人才的培養，一是立足于培養一批與媒體交流的公眾考古人員；二是著重培養具備基本的考古學知識的媒體從業人員。38

當然，仍有一部分學者對于媒體持保守態度，他們認為媒體的炒作嚴重違反了考古學的規律，違背了考古學的科學精神……媒體的任意推導、大膽結論甚至是無中生有，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干擾了考古工作的正常進行。這些不是考古學傳播，無疑對考古學這門嚴肅的學問是一種傷害。39陳洪波在談及公眾考古學與傳媒的關系時認為，傳媒與大眾的關注立場是一致的，傳媒關注的是考古學以外的東西，而不是考古學本身，傳媒和大眾的功利心理顯然與考古學家的思想觀念是難以合拍。40

五、公共考古學發展過程中存在問題

通過簡單回顧近十年來國內公共考古學的研究現狀，我們發現公共考古學整體性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目前還尚未有一部關于公共考古學整體性研究的專著。國內大多學者關于公共考古學的認識還依然不夠清晰，盡管公共考古學從發展階段上看已經跨越了宣傳與吶喊的階段，但是對此并不是很熱衷，甚至冷眼旁觀。至于在公共考古學的理論和模式進行全面研究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在公共考古領域，依然存在許多認識上的誤區和錯誤的認識等充斥在公共考古學領域，如果不能及時糾正勢必會影響公共考古學的發展。

一方面，公共考古學概念呈現縮小化趨勢。目前，一提起公共考古，人們就會認為是考古知識的普及，而且這種認識還普遍存在文物工作者和管理者的意識里。公共考古學的概念發源于西方，盡管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明了的概念，但是“公眾考古學是服務于公眾興趣的職業考古學研究方向，協助立法保護古代遺址與發現、管理博物館收藏、并向公眾展示古代歷史、與開發商協商盡可能的減少建設項目對古代遺跡的影響。大部分考古工作還是旨在創建與出版專業的學術知識，20世紀70年代以來，考古學發展出一系列超出其學術規范的專業領域，公眾考古就是用來界定這一發展與多樣性。博物館不再是一個文化機構，而是藏品與檔案的收藏、解釋與展示的專業實踐場所。公眾考古學還包括了公眾對古代遺存的普遍興趣。公眾考古學遠遠超越了學術的范圍。跨域了許多學科。”41這段話不是給公眾考古學下定義，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公共考古學涉及的領域遠遠已經超出了考古學本身。誠然，正如曹兵武所言：“公眾考古學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考古學家在向公眾普及考古知識方面的作為。”但是公共考古學并不是考古科普化，考古科普化只是公共考古學大眾化過程中一個方面，屬于考古知識的宣傳，而不能涵蓋公共考古學。

另一方面，公共考古學展現方式日益模式化。近些年來，以國家、地區考古學機構為主體的生力軍正在以自己特有考古學普及和展示手法推廣公共考古學理念的實施。但是事實上現在各個地區使用公共考古學的方法和手段已經近乎模式化，科普讀物、工地參觀、模擬考古、博物館教育等中國式的公共考古學運行模式，實際上更多是注意考古知識普及，換言之就是公共考古學內涵縮小化之后的行為反應。

隨著公共考古學概念的提出，考古學知識在國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使大眾廣泛參與到考古學知識的了解和認知當中去。這一舉措對于提高國民素質、提升國民文化意識、增強國家文化的保護力度均有非常明顯作用。但是公共考古學是一大值得探索的研究課題，中國公共考古學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我們探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公共考古學發展模式。

[注釋]

①范佳翎：《如何理解“Public Archaeology”》，《中國文物報》，2012年3月16日第7版。

②高蒙河、麻塞萍：《蘇秉琦考古公眾化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第1期。

③1525郭立新、魏敏：《初論公眾考古》，《東南文化》，2006年第4期。

④16姚偉鈞、張國超：《中國公眾考古基本模式略論》，《浙江學刊》2011年第1期。

⑤⑧錢耀鵬：《價值實現與公共考古學》，《考古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⑥陳淳：《考古學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⑦30施勁松、王齊：《“歷史圖景”、“公眾考古學”及其他——參觀〈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有感》，《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6期。

⑨梁太鶴：《2008年公眾考古案例盤點及思考》，《中國文物報》，2009年6月26日第7版。

⑩36孫波：《新傳媒時代的“公眾考古學”與危機公關》，《中國文物報》，2012年8月31日第5版。

11郭妍麗：《考古學的科學化與大眾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4年第1期。

12鄭媛：《試論在中國建立“公眾考古學”的必要性》，《文物世界》，2010年第4期。

13魏峭巍：《國外公共考古學研究現狀綜述》，《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14李琴、陳淳：《公眾考古學初探》，《江漢考古》，2010年第1期。

17劉國祥：《公共考古的開展及其意義》，《中國文物報》，2010年6月25日。

18魏峭巍：《分歧與整合：公共考古學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江漢考古》，2011年第2期。

19崔玉范：《美國的公眾考古教育——實現文化遺產保護目的的一個途徑》，《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8期。

20曹兵武：《資料·信息·知識·思想——由專家考古學到公共考古學》，《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21麻賽萍、高蒙河：《考古現場·博物館·課堂：考古教育的三個階段》，《博物館研究》，2011年第3期。

22美·尼克·麥瑞曼著，周暉譯，方輝校：《公共考古學的多樣性與非協調性》，《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23美·尼克·梅里曼著，黃洋、高洋譯，陳淳校：《讓公眾參與博物館考古》，《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24希爾松·蘭貝利：《保衛巴西水下文化遺產：法律保護與公眾考古學》，《國際博物館》（全球中文版），2008年第8期。

26陳星燦：《公眾需要什么樣的考古》，《讀書》，1996年第12期。

2740陳洪波：《考古學和公眾的距離到底有多遠？——關于公眾考古學的思考》，《中國文物報》，2005年8月12日第7版。

2835曹兵武：《考古學與大眾》，《中華讀書報》，2003年9月3日。

29李春華：《博物館與公眾考古學》，《中國文物報》，2005年8月12日第7版。

31范佳翎：《“公眾化”實驗考古》，《中國文物報》，2012年8月17日第7版。

32范佳翎：《公眾考古中的影像信息采集》，《中國文物報》，2009年4月10日。

33程艷妮：《從文化圣殿到民眾樂園——漢陽陵公眾考古活動的思考》，《文博》，2012年第12期。

34麻賽萍：《文物知識普及與社區化》，《上海文博》，2009年第1期。

37張士坤、王志華：《略論大眾傳媒與考古共享的互動關系》，《東南傳播》，2009年第5期。

38郭云菁：《公眾考古傳播的人才培養機制》，《中國文物報》，2011年9月2日第7版。

39熊焰：《解析考古新聞“秀”》，《新聞前哨》，2002年第4期。

考古學基本方法篇4

關鍵詞：墓葬；巫鴻；美術考古；研究方法

在討論《黃泉下的美術》一書中巫鴻所使用的美術考古研究方法之前，我首先對“美術考古”和“美術考古研究方法”這兩個概念進行界定。關于“美術考古”學界大致有四種意見：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是美術史學的一個分支、是獨立于上述兩個學科的另一個學科、是由美術史學和考古學交叉重疊的學科專業。阮榮春認為美術考古學的研究方法除地層學、類型學以外，還有“風格學”、“圖像學”、“物態學”，即從研究對象的“自然態”、“人文態”、“物理態”、“形式態”出發而提出的一種方法論。[1]總而言之，美術考古學應該有而且必須要有一套自己的、并不斷發展的方法論體系。

巫鴻在他的一系列的著作、論文[2]以及本文所要論述的《黃泉下的美術》一書都推動了20世紀以來美術考古在研究方法上的反叛與重構，我主要從以下3個方面對這種方法論上的變遷與突破進行論述。

1 從“部分”到“整體”

通讀全書，我們幾乎見不到任何有關中國古代墓葬的點、線、面、構圖和色彩等的“部分”分析。巫鴻認為，墓葬是作為整體來設計、建造以及裝飾的，單一的實物要放在“原境”中考察，而不能將個體與整體割裂開來。再者，對“整體”的研究，是作者在有意回避堪稱最為經典的藝術史方法。其意圖，或許是在避免李格爾和沃爾夫林式風格分析所導致的“過渡解釋”。最后，墓葬藝術因為其封閉性特征，在建筑造型與裝飾程序上與其他藝術形式不同，是難以相互影響的。這也因而決定了其形制是難以作地區間比較，而是要從古代“整體”的宇宙思想喪葬觀念上入手，結合中國的墓葬文化與葬俗禮儀把它們當作一種與周圍環境相關聯的“整體”視覺形象來看待。[3]

因此，《黃泉下的美術》一書采用了“整體”的研究方法――這是墓葬研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方向轉變。作者以墓葬藝術的空間性、物質性、時間性為線索，通過對墓葬系統整體空間設計的思考，將各種隨葬器物與圖像意義等放在“整體”中進行闡釋，注意這些資料與墓葬中其他物品所共同形成的視覺、禮儀、宗教等文化情境，從而真正打破了圖像、實物和原境之間的界限。[4]

2 從“外部空間”到“內部空間”

以前的學者大都是從“外部”觀察者的角度出發去研究墓葬中畫像、器物材料的外觀、形式、色彩、材質與思想意義。而作者在該書的導言中談到：這種研究實際上并未考慮到墓葬所營造的、供死者的靈魂觀看的“內部空間”問題。因此，作者強調應該重視墓葬的“內部空間”，這正是巫鴻研究方法的獨特之處。

巫鴻這種從“外部空間”到“內部空間”的研究方法是由“物”到“人”的典型。即通過研究墓葬藝術進而研究人的精神活動、思念觀念，從墓葬實物遺存的分析中探討“非物質文化”的那一部分，達到“透物見人”。因此，我認為在《黃泉下的美術》中，“是什么”已經顯得不那么重要，而重要的是“怎么樣”。這是巫鴻較之前傳統美術考古研究方法的一個突破之處。

3 從“單元”到“多元”

本書的一個重要特點，即：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巫鴻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推動了20世紀以來，美術考古在研究方法上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識：

一是必須有美術學的分析：書中作者僅用了少量筆墨對“圖像學分析”和“形式分析”進行提及，但作為美術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它們還是有其重要的意義所在。

（1）圖像學分析：與照搬圖像學研究方法的三層次[5]不同的是，巫鴻將藝術品視為一種社會圖像，更加重視文化依據。其研究方法沒有僅僅停留在表面，而是試圖揭示當時的文化、社會等方面，有意識的考察圖像藝術所蘊含的觀念。（2）形式分析：書中巫鴻將這種方法與文化闡釋的方法結合起來，將圖像學與文化發展連接起來，使得圖像學的闡釋更加令人信服。然而晚近以來，由于形式分析的模糊性和過度主觀性，在對該方法的使用上也應保持“適度原則”。

二是必須有考古學的分析：以考古地層學、類型學為基礎，復原研究對象的“原狀”和“原境”，最后將對墓葬的研究擴展到整個文化史范圍，努力達到復原古代社會文化的目的。例如巫鴻認為，應當考慮到器物和所出墓葬之間的關系（什么人使用）、器物和禮儀活動之間的關系（用來做什么）、器物和人的意識思想之間的關系（為何要用這樣的器物而不是其他）。

除此之外，他在該書中所使用的美術考古研究方法還有上文論述的“整體研究”、重視“內部空間”研究、以及“中間層次”理論、[6]“二重、多重”證據法[7]等等，這些都表明了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該書中所使用到的美術考古研究方法都為豐富歷史觀察的角度和解釋的可能性，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論架構，推動了學術研究思辨性的發展。[8]

4 結語

從《黃泉下的美術》一書中，我們看到了巫鴻重構美術考古研究方法的努力，他期望在美術考古中建立一種特殊的、獨立的方法論體系，這也正是本書的價值所在。

總的來說，巫鴻的研究方法是奠定在“整體解讀”的基礎上，重視墓葬的“內部空間”，并且注重考古發掘材料與藝術分析相結合，運用多重視角和多元化的方法論，從而試圖“重構”中國古代墓葬藝術的“原境”。其研究方法不僅為我們未來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也為我們反思過去的研究呈現很好的范例，――這是我解讀巫鴻《黃泉下的美術》一書后從中受到的啟發和教益。

參考文獻：

[1] 巫鴻（美）.黃泉下的美術――宏觀中國古代墓葬[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2] 阮榮春.中國美術考古學史綱[M].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

[3] 劉天琪.美術考古學的“熱”與“冷”[J].美術觀察，2011.

[4] 穆寶鳳.美術考古學方法與美術史研究[J].新視覺藝術，2009.

[5] 劉曉達.概念、視角、敘述與古代中國墓葬美術史書寫――巫鴻The Art of the Yellow Srings：Understanding Chinese Tombs評述[J].廣東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2.

[6] 鄭巖.古代墓葬與中國美術史寫作[J].文化研究，2011.

[7] 王玉冬.關于幻化藝術：藝術史研究方法的一個實驗[J].美術學報，2011.

考古學基本方法篇5

石聲漢先生是位碩學多能型學者，治學精明睿智，又堅韌不拔。早年立業生物科學，為著名植物生理學家。中晚年轉重古代農書校注整理，益擅博學交叉研究之長，深得《齊民要術》堂奧及古代農家者流的著作要領，遂以“賈學創始者”稱著世界科技史學壇[3]。本文正是在創通賈學的制高點上，見識石聲漢先生的學術境界，彰明賈學之幸所在。

一、學科思想——古農學的科學標幟

石聲漢先生受任古農學研究時近“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的使命感，促其從炙熱的現代生物科學轉入“于功名進取毫不相關”[4]的故紙堆中。當時新中國在規劃宏偉的社會主義藍圖，繼承中華古國數千年物質財富和精神文明遺產，是共和國奠基自立的基礎。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未雨綢繆，告誡本黨：“清里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申明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尊重自已的歷史，絕不能割斷歷史”[5]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建國后傳統醫學和農學領域首先根據中央指示開展歷史遺產整理，農學方面“清家底”工作在農業部督導下，制定規劃，建立機構，延攬專才，起勢有聲有色．石聲漢先生恰是在此鼎革時期的學術背景下，改道易轍，廁身古農書領域。石聲漢先生對祖國農業遺產素懷珍重之情，大約青年時代就有興于古農書的探索，唯因昔日社會條件所限而只能“臨淵羨魚”，但卻從未自泯夙愿，多年來長期關注這一領域的學術動態。細讀石聲漢先生有關著作，許多古代農書農事似乎早有深思熟慮，某些重大的國內外農史資料早年已有涉獵或備錄。石聲漢先生與飽經憂患的同代知識分子一樣富有民族自尊心，曾負笈歐洲獲倫敦大學植物生理哲學博士，英國學者稱其學術上有“劍橋氣質”[6]。但他卻并不自以為是，從骨子里痛惡數典忘祖的民族虛無主義，自信在古農書領域內本民族獨具優勢，頗不安于本國古農書研究水平落于人后，深為時人不自重祖國農業遺產而焦慮。從其現存信稿和有關口碑資料看，他多年一直為此耿耿于懷，“心里始終是個疙瘩”[7]，在“”時期許多公眾場合曾坦誠申明，維護本民族應得的國際學術地位，也是他傾心于古農學的重要原因。

中國農業遺產寶藏自本世紀初始走上現代開發軌道，最初涉足者即為精于現代農學的專家，但在舊中國毫無統籌擘畫的狀況下，先覺者只能自發地進行零碎的個案研究，較新中國繼承農業遺產的宏圖大略和大規模的整理工作相去甚遠。所以當石聲漢先生篳路藍縷進入這一領域時，仍面臨著披荊斬棘的草創艱辛。特別是要遵循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科學地清理數千年農業遺產，更是前無古人的事業。這里既要對歷史悠久、內涵復雜的古代農業科學技術作出符合實際的認識，更要運用全新的科學理論和方法加以研究，并把二者結合起來，形成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主導性學術思想。前輩學者初涉這個特殊的科研領域，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依據自己的學識和專長，逐步實踐、探索，直至確立或選擇這種學科思想，以統領整個研究工作。盡管他們對這一過程并無鄭重聲明或詳確論證，但從其整體思路和具體工作之中仍可看出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途徑、方法、風格等，即后人評論常謂的“治學路子”。石聲漢先生整理研究農業遺產的“路子”集中體現在他所倡導的“古農學”之中，他以此概括自立的學科思想，又用以命名主持的研究機構，作為鮮明的學術標幟。

石聲漢先生標幟的“古農學”概念本身已很明確，顧名思義，古農學即古代農業科學；申言之，就是我國傳統農業在數千年發展中形成的經驗性的科學技術知識體系，主要以古農書的載體形式在古代農業中傳播演進。古農學的提出絕非即興而名的標新立異，說到底還是石聲漢先生在古農書整理研究中實踐認識的產物。當農業遺產整理工作發起之始，中央農業部就邀集各方專家，確定以農書校注為遺產整理的重點，并直接領導組織了大型骨干農書的校釋和出版。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決策，總攬數千年祖國農業遺產中的珍藏，在博大深厚、紛繁駁雜的農業遺產寶庫中首先劃出易于科學開發的領域．石聲漢先生則全力投入古農書中潛心探研，深入認識這一領域基本矛盾及其特殊性，準確地把握其學科范疇，給古農書賦于科學的意義，在歷代農家的故紙中首次樹立起“農學”的旗幟，作為一門當代科學研究不斷從實踐和理論上開拓。

石聲漢先生古農學思想滲透在他的古農書校注研究之中，特別是在分析解釋古代農事問題的觀點、思路、方法等方面，更容易感受到這種學科思想的內涵。科學亦屬歷史范疇，農業科學也包含著不同的歷史形態，經歷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傳統古農學與近百余年的現代農學水平雖不可同日語，甚至在某些理論家眼里還有本質的不同，但畢竟是中國農業科學前后相承的發展階段，古農學同樣占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理所當然應歸屬于中國農業科學范疇。就實質而論，科學是有系統的知識體系，我國古代農業科學技術在農書記載中自成體統，有關生產系列、技術環節、農事概念等等，古今農學大體相通，唯建立學科的理論、觀點、方法有所差異。前者立學于古代哲學觀念，憑借經驗性感知建立知識體系，后者立學現代生物科學理論，依靠實驗性的研究建立知識體系。大約考慮到這種同中之異，石聲漢先生命名時特冠以“古”字，以體現與現代“農學”既相聯系又有區別的學科關系。他在給好友楊東莼先生的致函中所說的“攘竊前人所積，近年來思路漸成體系”[8]，從總體看即指古農學學科體系臻于成熟而盲。古農學的學科價值，除資以科學地“識古”，客觀地揭示古代農業科學技術的基本面貌和內部規律外，同時更有“察今”的作用，“古為今用”始終是我國農業遺產整理的方針，對此石聲漢先生也曾有深刻的思考：首重古農學的直接使用價值，石聲漢先生指出農書中尚有增產效益的技術經驗，改進提高再用于農業生產；尤其重視至今仍行于農業中的傳統農業工具、作物和技術知識，主張用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加以總結和改造，發展其生命力，以更好地服務于當代農業。次重古農學對認識我國農業傳統和未來道路的歷史價值。用石聲漢先生的話說，“研究古農學，只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農業所根據的優良傳統，更重要的還在于‘溯往知來’，為提高農業生產尋找廣闊的道路”[2]。這種價值取向、也是我們今日探討走中國式農業現代化道路所遵循的基本思路。

任何新建學科都不可能一立而就，古農學建設必然經歷長期的曲折過程，石聲漢先生為此做了大量堅實的基礎建設，自謙為“服務性的工作”。他通校了歷代骨干農書，并加以理論的總結研究，《中國古代農書評介》和《中國農學遺產要略》，可視為古農學概論之作。同行學者在五六十年代也出刊許多重要校注農書和研究論著，其中《中國農學書錄》、《中國農學史》亦屑古農學支柱性著作，從所有這些校注農書和研究論著即可反映出農業遺產整理高潮時期，古農學學科建設的規模和水平。在農業遺產研究領域，早期與古農學同時發生、相輔相興的，還有農業歷史學科，前者著重于古代農業科學技術的橫向系統研究，后者則側重整個古代農業的縱向歷史考察；古農學為農業歷史做了基本資料的深入研究，至80年代農史研究終于出現前所未有的高潮，發展規模遠超乎興盛一時的古農學。然而，顯隱興替本是學科發展的正常現象，古農學近年雖步履遲緩，但學科自在的地位和固有的學術價值規律，決定其勢必再度中興，并將取得進一步的發展。

二、研究方法——小學兼農學的考證法

石聲漢先生研治古農學既有鮮明學科思想，又具富有創造意識的科學方法，英國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稱贊他“巧思過人”，即就其古農學思想和研究方法而推崇。關于石聲漢先生研治古農學的基本方法用自已的話概括起來說就是“傳統的小學修養和近代科學的最新成就”[9]，他運用這種方法校注整理農書，也用于考證研究重大古代農事農史。“小學和農學”[10]相結合的考證方法，是在嚴守校勘成法、絕不輕改原書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傳統語言文字學(小學)手段考證農書古籍文字的形體、讀音和意義，并結合文獻學的手段解決版本方面的各種問題，昭明古代農事名物的原本情狀。在此基礎上極盡現代科學理論、方法之優長，剖析其中的農業技術原理，揭示生產經驗和農業知識的科學成分，并指出局限、錯誤及違背現代科學之處。通過深入考證研究再將結論和憑據，按通常校注方式加以記載。這種傳統學術與現代科研相結合的研究過程似乎順理成章，其實很不簡單。翻閱石聲漢先生的校注，便知這種大跨度的學科交叉結合，實為一創造性的研究過程，能以一人才力而兼之，實屑大不易。茲仍就“農學”和“小學”兩方面，分析石聲漢先生創用的這種研究方法，以及何以獨能運用此法的個人原因。

就農學方面看，采用現代化農業科學知識和研究方法主導農書、農事考證，這是石聲漢先生倡立的古農學與舊考據學的本質區別，而現代農學的具體應用又表現在不同的層次上。首先是將現代農學理論和知識體系作為農事考證的參照，石聲漢先生的注文和著作并未完全遵循古農書經驗性的理論和知識系統，而是站在現代農學理論的高度考注農書，充分運用現代科學的體系分科別類地研究古代農業。同時，注意學隨時變，把現代農學概念大量移植于古農學，古今概念間則通過嚴謹的訓詁統一名實關系，既不違古代農業實際，又保持所用概念的科學性而易為現代人接受。因此在農書校注中很重視農事名物古今概念的“對釋”，重大農書則以今語通釋，創行了古農書“今釋”體例．其次是現代農學研究方法普遍應用，使古代農事的考證過程和結果科學化。在以田間實驗為中心的多種途徑的農業科學研究方法之中，綜合運用各種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已成精良研究方法體系，古農學雖很少徑用其具體的實驗方法，但從石聲漢先生實際工作和論著中仍可看出現代科學方法論的思想主導著整個感知、思維及研究的全過程。例如在搜集整理資料時，除善用歷史文獻外，也很重視實際觀察和調查；選題研究過程中更能巧妙使用具體與抽象、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邏輯與歷史等辯證思維方法形成科學認識，進而以統計、類比和系統方法等建立理論體系。他重實踐。躬親資料到著述的整個研究工作環節，有實證學者的風格，同時重視理論探索，有思辯學者的風采，大約是攻獲植物生理哲學博士的功力，對于農業科學技術善作哲學思考，故研究結論顯得精辟而富有哲理。總之，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角度檢閱石聲漢先生的古農學研究，在名物的考證、農事的解讀、農史的研究、農書的整理、論作的撰著等方面，幾乎都可看出科學方法在這一古老領域的創造性運用，日本學者據其書而識其人，也驚異地發現他“作為自然科學者所磨煉的分析能力，不隨從別人而展示獨自的境地”[11]的創新意識。石聲漢先生現代農學知識和科學方法素養顯然源于長期從事的生物學專業基礎，17歲入武昌高等師范生物系就讀，21歲助教于中山大學即授動、植物學并進行脊椎動物分類研究，26歲考入英國倫敦大學攻讀植物生理學，29歲回國先后任杭州大學、武漢大學、西北農專生物學教授，并以植物生理學家名世。解放后20多年久居西北農學院，執教植物生理生化，主攻作物水分生理研究。生理生化為生物學基礎，而生物學又是現代農業科學基礎科學的中堅學科，正是以精深的植物生理學和廣博的生物學基礎，再加對西北農業和本校農學各專業的全面涉獵，石聲漢先生蓄蘊了精博的現代農業科學修養，故在古農學研究中能駕熟就輕，觸處即通。

石聲漢先生研究方法另一面是小學為中堅的傳統考據學，主用于古農書整理，也行之于有關農事農史的研究。由于古農書畢竟屬于古籍文獻，古農學概以古代農業科學技術為對象，完全憑借現代科學尚難解決本學科基本矛盾，唯有結合運用傳統考據學首先掃清古代語言文字、農事名物、文獻形式等方面的障礙，才能客觀地認識學科對象的歷史面貌及其本質。考據學本是我國古代學術研究中相沿既久的一種常規方法，至前清臻于科學完善，鼎盛時期百余年幾乎統治了整個清代學術界，近現代之交尚存遺風余韻。清代考據學的精萃在于“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強調通過嚴謹的文獻資料考核研究古代事物。從方法論角度看，其科學性在于嚴格地運用歸納法，依靠大量例證加以結論，致有“例不十，論不立”之說．至晚清西學東漸，在現代科學方法全面興起的歷史條件下，考據學相形見絀，逐漸顯露種種弊端，但考據學“求實”精神和“歸納”研究方法，終不失為我國學術的優良傳統，仍有可信用的科學成分，有待在某些領域繼續使用、改造和光大發揚。石聲漢先生正是在這種立場上將傳統考據的科學精華移植于古農學領域。考據學的中心學問是傳統的語盲文字學，即由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組成的所謂“小學”，著重從形、音、義方面訓釋古籍字、詞、語義。小學三科中以音韻為中堅，通過語音歷史演變規律推求古音，進而因聲求義以獲正解，故音韻在考據中最關鍵也最艱深，令人驚異的是石聲漢先生音韻學造詣極高，即使專攻音韻學的傳統語言學家也常嘆服其精。據西北農大圖書館一位前輩回憶，石聲漢先生在一次誠摯交談中曾言，他所以敢受農書整理之命，實與“自巳懂古音，在音韻學上下過功夫”有很大關系。因為音韻學是古代文獻語言的核心，通音韻則小學通，小學通則古書通，古書通則考據遂通。當然，多種學科構成的傳統考據也并非音學一把銳器可以包攬，還需要文字、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以及整個歷史文化的知識，方可考明古代文獻中的復雜事物。這種綜合才能或稱為“考據功力”，清代學者即以此相矜尚，然石聲漢先生競能在這多方面頭頭是道，俱見功力。從石聲漢先生農書注釋和古農學論著中，常見以聲音為主的古文字形、音、義彼此互求，或以古漢語構詞和語法規律求農作物名類，或用方言俗語及某些外來古語辨農史是非，小學方法運用十分嫻熟。有關文獻學知識也頗為淵博，古籍學家所論的目錄、版本、校勘三長，似乎無一不精，故善從各類文獻中鉤沉輯佚為人鮮知的農書和資料，有時膽色俱勵地直斥某書之偽，并詳確地辨明偽書、偽文、偽者和作偽時代。在古代歷史和中外文化知識方面，更見博聞強記之長，披攬積蓄極為豐富，故能隨時將古代農書農事置于具體歷史背景下加以綜合研究。

人或不解長期從事現代科學研究的專家，何以對傳統學問有如此廣博精深的修養?據知其人者論，實不唯其才華橫溢，先天秉賦過人，主要還是生平于文史知識為主的“國學”孜孜不息的涵養之功。石聲漢先生出身一貧窮的寒士之家，他的父親曾為人傭筆，精詩文、書法、國畫、金石、篆刻等，所以他在清苦中嘗得較早的家學啟蒙。5歲習《四書》，7歲讀《詩經》、《左傳》，8歲看《聊齋志異》。幼年閱《紅樓夢》即達十多遍。小學已誦讀大量詩詞古文，自幼鋪奠了古典文學藝術的根基。后來從業現代自然科學，終不減嗜古好文興趣，過盛的文才處處溢露，日常以詩詞記事盲志，有時還用文盲文備課作文，為刊物撰寫雜文、小說，或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書法、篆刻為工余養心消遣，潦倒歲月也書刻鬻字聊補薪俸不足。在語言方面無論從實踐到理論都保持長期的研習之功，精通多種外語，可以英文和德文著作，又學習各地方言，能說長江以南大部分地區方語；至于歷史語音似乎用力更勤，在20多歲時就開始研究《廣韻》，能熟練檢用歷代韻書，50年代還同山東大學80多歲的欒調甫先生書信商研音韻學，討教整理古籍的“家法”，往來函件數萬言之多[12]。明了石聲漢先生久養而成的這種獨特的學識結構，便知其轉入古典學術領域并無行山阻隔，古農書整理唯有象他這樣博通古今、文理兼養之士，才能出色當行地創用“小學兼農學”的研究方法。

三、學術成就——鑿空《齊民要術》之功績

石聲漢先生的學術成就，在植物生理學和古農學領域皆負盛名，而以農書校注研究影響最為廣泛深遠。總計精校出版的骨干農書有《?鍤ぶ?榻袷汀貳ⅰ鍍朊褚?踅袷汀貳ⅰ端拿裨鋁钚Wⅰ貳ⅰ侗忝褳甲胄Wⅰ貳ⅰ杜┥＜??Wⅰ貳ⅰ杜??樾Wⅰ?種，有關古代農書、農史研究著作8種，論文多篇。在總計數百萬字的著作中有專書專題研究，同時有對農書和古代農業遺產的總體研究，其中《農書系統圖》、《中國古代農書內容演進表》、《中國農書評介》、《中國農學遺產要略》等，所謂的“一圖一表一評一略”，即屑多年農書、農史研究的總結。這些豐碩成果也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嘉勉，曾獲得全國科學大會和部省級多種獎勵。然而僅從這些方面尚不足以深論石聲漢先生，唯有從凝聚其才智和創造力的《齊民要術》校釋和研究中，方能觀見他在古農學領域攀登的學術高度。

《齊民要術》是北魏著名農學家賈思勰撰寫的綜合性大型農書，也是世界古代農書中無與倫比的著作。全書記載了公元6世紀以前我國傳統農業的生產經驗和各種科技知識，內容包括大農業各部門、各專業的技術，頗具農業百科書體的特點，開農家大全式農書體例之先河。《齊民要術》的價值在于全面展現了我國傳統農業技術體系漸臻完善時期的發展情況，對日益成熟的精耕細作技術措施作出深入的總結記錄，顯示出中國農業悠久的優良傳統和早熟的高超農藝水平，觀其書即可知中國農學的非凡歷史成就，亦可知其在世界古代農學史上的絕對領先地位。全書引先秦至魏晉的上古文獻多達160多種，其中有些后世日漸散失而成逸書，本書存載的文字可供考據古書，古史之用，因而兼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這部農學巨著隋唐以后一直在民間抄刻相傳，并為后來的農書大量地引用。除歷代農家視為寶典倍加珍重外。經學傳注家還用以校勘經典和古書文字。至本世紀《齊民要術》始為現代科學家注意，特別是農業科學家頗為傾心其古農學價值的探索。日本學者由于農史源流關系對《齊民要術》似乎更富熱情，利用本國獨藏的較早版本和侵華戰爭形成的特殊歷史環境，頗有組織地長期開展《齊民要術》研究。1940年日本占領北京后，便在北平高校設立專門機構開始譯解原書；后來在日本京都大學又組織《齊民要術》輪讀會，集中了多種專業的優秀學者全面研究這部世界農學名著．日本學者鉆研既廣泛而且專深，心得感知的境界也大不相同，特將《齊民要術》研究視為專門學術領域，效法學界將許慎《說文解字》稱“許學”、酈道元《水經注》稱“酈學”之類的風氣，尊賈思勰《齊民要術》的綜合研究為“賈學”，并對中國人在這一領域的落后局面不無微辭。雖然當年我國學者初聞“賈學”之稱多以為“未見其可”，然從《齊民要術》于國內外古典科學中的地位及在今日自由活潑學術風氣之下，復言“賈學”，亦未見其不可。盡管日本學者較早步入賈學領域，但是國外學者要完全貫通根植于中華歷史文化傳統的《齊民要術》終不免障礙重重，正如日本另一位著名的賈學旗手熊代幸雄所稱，本書中確實有許多“日本方面不可能到達的深奧理解”，故以釋譯《齊民要術》為主攻目標的日本賈學研究，也不免“牛步漫漫”[13]。因為本書經一千五百多年的傳抄刻印演生出許多訛、倒、衍、脫，幾無一個版本無錯字破句，有的地方根本無法通讀．早在宋代人已覺其“奇字錯見，往往難讀”[14]；輾轉至明代，人們對所引的某些古字，“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囁之，況民間其可用乎?”[15]所以到了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便以“文詞古奧”作出總評結論，故近世以來，讀者不免嘆為“奇書”，“未敢通讀”。中外古今學者所以感到《齊民要術》難讀難懂，實因通解這部古典農學名著所需知識學科跨度太大，而學界又往往缺乏“對于小學和農學都有素養的有志之士”[10]。

上文第二部分預先分析了石聲漢先生于傳統小學和現代農學的精深修養，評介了他據此創行的考證研究方法，正是憑借這種獨特的學識和考據法通解了《齊民要術》，終于撥開了長期彌漫賈學的迷霧，作成《齊民要術今釋》。今從攻堅的角度看，石聲漢先生今釋本突破了前人備受困惑四大難題：一是奇字、難詞、疑句的解讀。此類問題原書頗多又最令讀者望而生畏，今釋極盡小學之長，形、音、義考據多端，除個別字句以外，疑難文字詞句基本解決。二是版本演生偽異字句的勘訂。因本書流傳版本種類較多，系統也比較復雜，再加類書摘引中的異同，利用起來使人難以適從。今釋本出入經史子集，采用版本、目錄、校勘等文獻研究手段，比較折衷，去偽存真，以求原書本來面貌。三是原書正文與注文、大字與小字摻雜的厘定。原書除正文之外，還有作者的注文，各本雖多用大小字體加以區別，但因古籍錯簡和抄刻錯誤，不少注文以大字摻入正文，注文中也時有后人批語札記相雜，真偽莫辨。今釋本采用綜合考證方法，匡謬糾誤詳加分析，終使正文、注文各歸其位。四是用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恰當地注釋原書農事名物，闡明農學原理，亦是今釋本最大特色。清朝乾嘉時代的考據大師于《齊民要術》也曾竭力用功，然而有所發明之處甚少，皆因無農業科學專長之故。今釋本充分顯示出注釋者精深的現代農學造詣，以及善于“古今結合”進行綜合考證研究的優長，不僅使本書農藝、農史條條件件得以發明，而且還對全書的農業科學技術系統地分析，形成縱(時代)橫(類別)分明的知識體系。并撰寫《從齊民要術看中國古代的農業科學知識》一書，以通俗的方式直接宣傳原書的農學成就。總之，石聲漢先生今釋本及其研究著作既富古典學問深厚功力，同時也充滿現代科學的氣息，使這部古代農學名著與當今人的認識方式終于溝通，在歷代《齊民要術》注釋和研究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石聲漢先生通解通釋《齊民要術》的歷史功績，在國內和國外學術界同時帶來深刻影響。這種“鑿空”之功不唯使一書貫通，而且以根本上掃除了古農書和農業遺產整理的最大障礙。為我國古代農學和農業歷史研究開辟了全面發展的道路，近40年來本專業日益興旺的歷程即昭明了石聲漢先生的不朽功績。同時今釋本在國外賈學領域也頗負盛譽，當第一、二分冊傳至日本后，以謙恭嚴謹稱著的東鄰同行即致函石聲漢先生，申明將暫停持續了十多年的《齊民要術》日文翻譯工作，待今釋本第三、四分冊出齊后再全面參閱翻譯；日本《校訂譯注齊民要術》工程終于1959年告竣，日本學術界亦譽為“堪稱劃時代的業績”[16]。石聲漢先生為進一步傳流《齊民要術》，在世界范圍內弘揚歷史悠久、成就卓著的中國傳統農業科學技術。特將《從齊民要術看中國古代的農業科學知識》譯為英文向國外發行，英文版連刊四次皆磬售一空。當世界人民粗知中國這部偉大的古農書及其價值后，更欲親自閱讀或研究，于是英國和德國學者也分別以兩種文本翻譯出版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的古典農學名著，而英德文本的《齊民要術》也主要是依據石聲漢先生今釋本翻譯。

石聲漢先生于1971年病逝，但是他通解《齊民要術》并廣傳于世界的功德是永世不沒的，正如英國學者李約瑟悼念文中所說，石聲漢先生以今釋的不朽名著《齊民要術》而“在西方世界已很出名，因此石聲漢是不會被忘記的”。看來日本西山武一與英國李約瑟西位東西方漢學大師見解正相互補；西山以石聲漢其人為賈學之幸，而李約瑟又以賈學亦石聲漢其人之幸。

參考文獻

[1] 石聲漢．《從齊民要術看中國古代農業科學知識》，科學出版社，1957。

[2] 孫健．《石聲漢教授和古農書研究》，見《光明日報》，1962-05-13。

[3] 日渡部武．《賈學的創始者們》，見：《石聲漢教授紀念集》，內部資料。

[4] 宋應星．《天工開物·序》，石聲漢先生常以此明志。

[5] ．《新民主主義論》，見：《選集》,1967橫捧袖珍本。

[6] 英李約瑟．《給石定栩的倌和紀念文》,1985-03。

[7] 石聲漢致劉仙洲的信．見：姜義安，《深切懷念石先生》，油印稿。

[8] 石聲漢給楊東莼的信．見：姜義安，《深切懷念石聲漢先生》，油印稿。

[9] 西北農學院1956年呈報的“全國科學技術研究成果登記卡片”，石聲漢先生親筆撰寫欄目。

[10] 石聲漢．《齊民要術今釋》小引，科學出版社，1957-12。

[11] 日渡部武．《石聲漢教授對中國古農書研究的成就及其對日本漢農學界的深刻影響》，見：《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

[12] 此一大段有關事實見姜義安《古農學專家石聲漢先生事略》，《西北農學院學報》，1982(2)。

[13] 日熊代幸雄給石聲漢的信，收北農大古農學研究室。

[14] 宋李煮．《孫氏[齊民要術]音義解釋序》。

[15] 明楊慎．《丹鉛總錄》。

考古學基本方法篇6

關鍵詞：成教；古代文學；教材；內容；考試；改革

中圖分類號：G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118（2013）01-0003-02

成教專升本“古代文學課程”是高校中文專業的一門重要的基礎課程和主干課程。學好這門課程對弘揚傳統文化，培育學生的人文精神，提高對古代文學作品的獨立閱讀分析能力，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學術科研素養等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現行的成教古代文學教學卻陷入了一種學生不愿學、教師不愿教的尷尬境地。其中固然有社會市場經濟的影響，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成教古代文學課程本身存在的問題所致。本人從事成教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二十多年，積累了一定的教學經驗。針對這一現象，筆者認為，要擺脫這種困境就必須在現行教材的選用、教學內容的安排，教學手段的變革，考試形式的轉換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改革。惟其如此，才能提高成人教育的教學質量，實現成人教育的教育目標。

一、因時制宜，選用合適教材

加強成人專升本高等教育，須從課程的設置入手。首先在教材選用上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體現成教特色

目前，成人高等教育尚缺乏統一的“專升本”中文本科教學大綱，沒有適合自己特色的教材。據了解，很多學校借用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和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等普通本專科教材用于成人教材。其教學內容與專科階段多有重復，難以激發專升本學員的學習興趣，也不利于培養有特色的成教人才。成人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在教學性質和教學目標上有明顯的不同，在選取教材時，應突出成教特色。

（二）避免教材老化

“游史朱選”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的權威版本，學術底蘊扎實，在體例、選篇以及對作品的評價上大體是公允的。但因時代因素，其思想體系和一些學術觀點已顯陳舊，選篇上也有重政治教化而輕藝術價值的傾向。以此來規范以自學為主的“專升本”課程的教學，有悖于教師繼續教育、更新知識、培養能力這一根本宗旨。此后學界也出版了一些角度新穎、立論高遠的古代文學教材，但有些提法尚不夠嚴謹。在目前古代文學史及作品選本種類繁多、選材不一的狀況下，教師在選用教材時，既要考慮學員的學習目的和實際需求，及時關注學術動態，捕捉最新學科信息，豐富教材的內容，還應增加一些具有較高文學價值和審美價值的優秀古代文學作品，以彌補上述教材的不足。

（三）加強教材建設

要大力加強成人高等教育的教材建設，建立一套較為系統化、成人化的教材體系。有條件的可以編選具有成人教育特色，適合成人教育特點的合適教材。針對目前教育改革的形勢及專升本學員實際需求，我們在編寫指導思想和編寫體例上有比較大的突破，先后編寫了“古代詩歌專題”、“古代散文專題”、“古代小說戲曲專題”等講義和配套的文學作品選，形成了一套適合專升本學員使用的初級教材，并在使用過程中逐步得到完善，明年可以正式出版。這套教材在充分吸收學科前沿信息的基礎上，從文學體裁的演變發展以及各種文體的傳承關系出發，闡述中國文學的發展，有助于培養專升本學生的自學能力和研究能力。對文學作品選，在不忽略道德價值思想價值的前提下，加大了對具有較高藝術價值和審美價值的作品的選讀。同時，有選擇地向學員推薦其它讀本，并鼓勵學員課下根據個人興趣，閱讀有關作家的專集、選集乃至全集，拓寬其閱讀視野，這樣既保證學員考試中有章可循，又不囿成見，提高學術科研水平。事實證明，我們古代文學學科的教學效果是令人滿意的。所有學科教師年年被評為最受學員歡迎的教師和教學質量優秀的教師，本學科最早被評為學院重點學科和重點教學團隊。

二、因人制宜，調整教學內容

教學內容是完成教學目標的手段。我們不必糾結教學內容到底是以文學史為主還是以作品選為主，應根椐培養目標的要求，科學設置教學內容。在確立成人教育的教學內容時，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突出方法傳授

專升本學員已具備基本的古代文學知識基礎，教學重點不宜僅停留在知識的傳授上，而必須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把傳授研究方法作為重要的教學內容。既要拓展學員的文學史知識視野，培養基本理論的綜合應用能力，更重要的是從現實需要出發，為基礎教育培養優秀的師資人才。因此要著重引導學員學會如何學習、學好這門課程，怎樣閱讀分析古代詩文作品和評論人物形象，如何思考探究有關學術問題等。

（二）突出師范性教育

成教專升本中文學員多集中在師范類院校，師范院校的辦學宗旨是將先進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傳達給學生，培養合格的師資力量。因此教學工作中，要注重對學生進行從教素質和從教能力的培養。一是重點拓寬學員的知識領域，進一步提高學員獨立閱讀分析和評價古代文學作品的能力，為從事教學教育工作奠定更加扎實的基礎。二是面向基礎教育改革的需要，密切關注中學語文教改實際，及時調整教讀篇目，以適應新形勢下中學語文教育的要求。

（三）突出時代性教育

這既是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培養專升本學員現代意識的必然要求。古代文學教學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知識的老化和僵化。若讓這門古老的學科重新煥發出生機和活力，教學中就應密切聯系成人學習特點，從專升本學員的實際出發，關注學術發展動態，不斷吸收學術界相關學科最新的研究成果，把握學科理論和實踐的前沿性問題，讓學員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最大限度地接受更多、更新、更實用的知識，突出教學內容的時代性。我們在教學中除了積極吸納新的理論、方法，及時更新完善中國文學史知識和觀念外，還有意識地去挖掘學科的人文性、審美性、研究性、創新性等現代意義，使培養學員的綜合素養落到實處。

三、因材施教，彰顯成教特色

許多論者指出，古代文學課程的注入式、填鴨式的教學方式的單一與陳舊，明顯不利于成教學生發揮主動性，提高創新意識與實踐能力。成教專升本學員具有較強的自學能力和抽象思維能力，如果教學手段仍停留在只見“工具不見人”的層次上，或者滿堂灌、一言堂，勢必影響學員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整個教與學就會流于形式。因此教學方法上必須因材施教，揚長避短，有的放矢，突出成教特色。

（一）強化學員的主體意識

傳統的教學模式中，由于教師往往主宰了課堂的話語權，使得知識傳授幾乎完全變成了單向的信息發送，學生只能被動地接受知識。這也是導致部分學員不愿意學習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必須要了解、把握專升本學員的學習特點，做好角色的轉變，從傳聲筒的位置轉化為學生學習的組織者和引導者，教學的重點由教師把知識“講”明白轉向引導學員自己去“探”明白，使學員通過探究式的學習去獲得知識，完成自我的提升。這是成人教育課堂所要努力的方向。具體而言，課堂上教師可適度地綜合運用答疑式、點評式、討論式、辯論式等多種方法有效組織教學，營造民主、開放的課堂氛圍，讓師生真正互動起來，這樣使學員有更多的機會參與教學，更充分地自主研討。這種學習方法既可以強化和突出學員的主體意識，提高學習效率和質量，而且有利于培養學生理論思辨和實際寫作的能力。

（二）充分利用現代教學技術

樹立全新的教育理念，加強現代教育技術的應用，改革傳統的單一的教學手段，是面向新世紀教育的必然要求。信息技術的普及應用，必將為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注入新的活力。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知識信息量大，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借助投影、教學課件等，就會相應減少板書內容和不必要的闡釋，既可以有效地節約教學時間，緩解教學內容多與課時減少之間的矛盾，同時，較之傳統的教學手段，多媒體教學的優勢也得以充分地體現。特別是中國古代文學的詩詞作品，意蘊豐富，韻味無窮。多媒體教學技術可以充分發揮古典詩詞與音樂、繪畫等其他傳統藝術相融互動的優勢，借助聲頻、視頻等形象的直觀畫面，圖文并茂，聲情并茂，彌補其傳統教學手段的不足，更好地促進學員對詩詞意境的感悟，激發了學員的學習興趣，有助于提高學習效率。

（三）開設多樣化的專業選修課

選修課有助于拓展學員的專業知識領域，提高知識研討層次。特別是古代文學課程內容豐富，信息量大，單靠有限的必修課課時的學習遠遠不夠。因此對于專升本學員開設選修課是非常必要的。在專業選修課課程設置安排上，既要考慮到專業的學術性，又要兼顧學員的實際需求，即從教能力的培養。如詩經研究、楚辭研究、建安作家研究、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陸游等專題作家研究，既可以開闊學員的學習思路和知識視野，也提高了學術研究能力。選修課的開設還要充分考慮到基礎教育的需求，這類課程應占有有一定比例，如“中學古詩詞欣賞”、“中學文言閱讀”、“中學古代小說分析”、“古典詩詞與學生人格培養”、“古代文人的人格魅力”等。這些專題講座的開設是課堂教學的有效補充，也更能激發學員對古代文學課程的學習興趣。

四、因勢利導，創新教學考評體系

改變教學考評體系也是教學改革的重要內容。考試作為對學生學習效果的最終檢測是必要的。據了解，古代文學課程常見的考核方式就是平時做一兩次作業、期末一張試卷。致使一部分學員平時不進教室，考前突擊復習，考后收獲了了。這種單一的考試方式已經失去了檢驗教師教學和學員學習效果的真正意義。因此，改革考試方式和評分方法勢在必行。筆者認為，對成人古代文學課程的考核，應從專升本學員的學習實際出發，盡量壓縮客觀性、知識性試題的數量，突出主觀性試題的分量，并主要依據學員表現出來的分析、創新和寫作能力給予評分。變以往的單一、封閉式考核方式而為開放、動態的考核方式。實踐中我們廢除了一張試卷評定成績的單一考核方式，形成了能夠體現人文學科特點的彰顯學員個性的課堂內外結合的綜合考核模式。即把學生課堂學習、課外自主學習，包括詩詞演講、詩詞創作、征文比賽等內容都納入考核范疇，以此激勵機制促進學生主動學習、積極探索與思考的熱情。具體而言：（一）把考查與考試結合起來，并加大平時考查的力度。平時的考查分為課堂學習狀態考查（發言、討論等）、獨立思考能力考查（作業、論文等）、課外閱讀考查（篇目數量、讀書筆記等）、作品背誦考查、綜合能力考查等幾個方面；（二）不僅要考理論知識，還要考實踐能力（詩詞習作、作品發表等），不僅要考記憶能力，也要考綜合素質；（三）形式要靈活多樣，有開卷考試的形式、口試的形式、寫閱讀書筆記的形式等。這樣全方位的考評體系，避免了學生突擊復習應付考試的現象，使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空前高漲，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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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基本方法篇7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2

20下半葉以來，考古學的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有了很大的飛躍，尤其是通過對中外考古學理論的對比研究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考古學理論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考古學理論在以后考古學的進一步發展道路上一定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某種角度來說，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迫在眉睫，我們一定要對考古學理論的認識上升到一個高度，因為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我們進行考古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它決定著我們具體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影響，而且也決定著考古學以后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

古今中外，人們對古代的事物似乎都有一種難以言明的情懷。其中有人們對古代事物的好奇，有對古代事物的崇拜，有對古代事物的喜歡，等等。這也許是科學考古學形成的原因之一。科學考古學在形成之后就在技術和理論的影響之下慢慢前行，其理論的發展過程更是曲折，可以說考古學的理論是在不斷的否定基礎上前進的。下面就談一談關于考古學理論方面的認識。首先有這兩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我們引起注意。第一，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第二，考古學理論是什么？

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這個問題在現在看來猶如廢話，可是在中國考古學的早期它確實是缺失的。如果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那么無論我們在這上面花費多大的時間和精力，那都只會是徒勞。結合我國考古學的形成和早期的發展來看，考古學的理論在我國基本上沒有什么地位。張光直教授曾在特里格《時間與傳統》的中文譯本的序中提到，最近兩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年鑒》固然是對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很可靠的反映，而在這里面根本沒有“考古學理論”這個范疇。可見，“理論”這件東西在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中可以說沒有什么地位。①考古學理論在我國早期的考古學的研究中沒有被引起足夠的重視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現代考古學在我國的形成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事情，當時受國內的“五四”運動和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對上古史提出了質疑，而且還對史籍中對早期國家的記載提出了質疑，于是這就遭到傳統史學派的反對，但是他們又沒有具體的實物證據。所以，雙方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考古實物。其次，我國早期在國外留學的學生也陸續回國，他們大部分在國外學的是地質古生物學。李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人類學，并獲得了博士學位。回國以后由于各種原因他決定開始在山西省沿汾河流域進行初步調查，并與1926年10月到12月開始了對夏縣西陰村的發掘。關于李濟先生發掘夏縣西陰村的動機我們可以在《李濟文集卷二》里找到，受當時安特生在對我國進行的一些考古發掘基礎上形成的對我國史前文化的認識和史前文化與歷史文化的關系問題的認識上，李濟先生想通過自己的實際調查與考古發掘找到關于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李濟先生在山西夏縣進行的考古發掘為我國的田野考古發掘掀開了帷幕，也正是他的這一動機或發掘目的使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向了歷史學的范疇，其在發掘過程中對地層和出土物的觀察和分類的方法還難以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梁思永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考古學和人類學，并受了現代考古學的專門訓練。1930年夏季畢業回國之后，便開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發掘，其主要貢獻之一是依據考古地層學的證據，確定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之間的關系，解決了中國考古學上的一個大問題。由于這些早期的學者將中國考古學堅定的放在了歷史學的范疇之內，將考古學引上了一條有別于西方考古學的發展道路。最后，再加之史學研究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正統至尊的地位，于是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上了同金石學有著共同目標的證經補史的道路，也就是說考古學的發展是為歷史學提供服務的。它的目的只是通過考古發掘來填補歷史上的空缺。所以早期我國考古學所運用的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的方法都是用來解決這一問題的。考古學理論在我國早期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并不代表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對于考古學的研究，筆者認為可以將其分為兩個大的方面：第一，考古材料的積累，這其中又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獲取考古材料的途徑，二是對獲得的考古材料作基礎性的研究，為后面的進一步的研究打好前提和基礎。第二是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關于第一個方面，主要包括田野考古的調查與發掘以及對發掘現場遺跡和遺物的基本信息的獲取，在發掘過程中對考古地層學的應用以及對出土遺物所進行的類型學的分析，而且從我國考古學發展的歷程來看，大部分重大考古事件的發生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例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的發掘和河北滿城漢墓的發掘都是在無意中發現的。所以在第一個方面即考古材料的積累方面對考古學理論的涉及很少。但是在第二方面也即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方面對考古學的理論要求非常高。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如果沒有考古學具體理論的指導，那么對考古學的解釋可能就會停滯不前。而且衡量考古學的發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它對考古材料的解釋能力，而并不是看考古材料的積累的多少。這就如同在一些自然學科里一樣，如果我們只是積累現象而不去總結規律的話，那么就不會有那些對后來影響巨大的定理。考古學之所以能夠成為是一門學科，其目的也同其它學科一樣在于探索在某一領域的規律，而考古學要探索的規律不只是簡單的還原古代社會人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力求了解人類在過去是如何生活的，力圖探索考古現象產生的原因，并解釋社會文化發展的規律。換句話說，如果古代人們的生活是現象，那么我們就要探索是什么因素導致這些現象的發生。而我們現在的考古發掘所發現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生活的全部遺留。由于各種自然和人為的原因再加上由于某些物質材料不易保存的原因都導致了我們現在所發現的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的全部遺留物。所以我們要通過僅存的不完整的遺存去探索古代人們生活的規律，其難度無疑使非常大的，如果再加上沒有理論的指導，那么其結果就微乎其微。我們可以把考古發掘的遺留物劃分為物質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對于物質生活方面的遺留物，對精神方面的遺留物的研究更加需要理論的指導，因為它不直接作用于物質生產對象，它反映的都是人們的日常精神生活。考古學探索的問題被西方考古學家用6個“W”來表達，它們是Who（誰）、What（什么）、When（何時）、Where（何處或從何而來）、How（怎么回事）和Why（為什么）。②隨著考古學的不斷發展，考古學家把他們研究的重點越來越放在了后兩個方面，也就是對產生事物內在原因的探索，既然是探索事物產生的內在原因而不是對事物外在方面的觀察和總結，所以考古學的理論是在考古學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越來越被重視的一部分。

考古學基本方法篇8

關鍵詞：考古學；意義；發展歷程；計算機應用

考古學是通過古代遺存來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會發展。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層位學、考古類型學都是自然科學中借鑒而來的。考古學不僅對研究過去的歷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對現代社會也有指導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國的近代古代學起始于20世紀初。在大量古籍和歷史證據的存在下，中國考古學對考古學的發展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但考古學在研究歷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學可重建和復原中國的古代史。歷史研究者可以從考古學中獲得大量資料，比如出土文獻和大量考古實物，它們包含著很多歷史信息。通過考古學家對文獻和實物的解釋，更有利還原當時的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把歷史展現在我們面前。

考古學可以證明文獻的真偽。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主要通過遺留下的文獻，考古學與遺留文獻的結合，可以解決很多難辨真偽的歷史問題。有的考古發現可與文獻相對照，彌補了文獻的不足或者從根本上彌補了文獻的缺失。

考古學的出現，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考古學還沒有盛行以前，歷史學家只是從文獻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近代考古學出現后，一些史學家將目光轉向考古學，希望從考古中找出歷史問題的答案。

（二）考古學促進了歷史研究的進步。

現代考古技術的發展和大量應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樣化，這樣從考提取的信息也會大量增加，就不斷的為歷史研究提供新課題。今天來，計算機技術被引入到考古學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電子化保存考古數據。

考古學家經過多年的努力，考古學文化的編年和譜系在多數地區基本完成。考古學家還應該應積極引入外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未來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綜合理解和解釋。

二、考古學的發展。

（一）萌芽期。文藝復興至19世紀20年代是考古學的萌芽期，其主要特點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調查古跡。中國的考古萌芽是從宋代開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遺跡的研究。

（二）形成期與初步發展期。19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歐學者西蒙森和湯姆森相繼提出的“三期說”，即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在這一時期，考古學者開展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如對意大利龐培遺址的發掘。

（三）初步發展期。初步發展期大約處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發掘逐漸科學化。此時，出現了“考古類型學”，就是根據遺物的形狀和紋飾的不同，對其進行分類研究，研究和發現這些遺物之間內在的關系。考古學理論則是運用與考古相關學科的傳播論和進化論。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紀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學的基本成熟期，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從20世紀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豐富和創新、考古工作范圍的擴展，在這一時期，重大的考古發現的增多。后期從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改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由注重研究遺物的形式向將年代學與遺物的功能研究相聯系的轉變；根據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人的行為；注重研究文化變化與環境之間關系等。

（五）轉變期。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學的轉變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學，即“過程考古學”的興起。在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由于與外界缺少聯系，國外的各種流派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是考古學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學派和理論，如社會考古學、認知考古學、中程理論等，它們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統稱為“后過程考古學”。

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技術手段被用于考古學，如DNA分析、物理探測和化學成分分析等。同時，中國考古學界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系增加、交流不斷加強。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國的考古學在國際影響日益擴大。

（七）繼續發展期。進入21世紀，考古界各學派之間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現相互包容、百花齊放的局面。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體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也越來越多，考古發現層出不窮。

三、計算機在考古學中的應用。

（一）對數據的處理。計算機的出現，為考古信息的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還可對發掘的信息進行智能化技術處理，在考古過程中，有些工作僅憑人腦是難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機綴合卜甲碎片。計算機還可以對各種儀器分析的數據進行綜合處理，以及利用信息進行模擬試驗等。

（二）對遺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員不能實地工作的時候，比如對日軍731部隊遺址考古時，發現了在被日軍自毀的地下建筑遺跡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體細菌實驗的罪證物還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員利用現代地球物理勘測技術進行了先期勘測，然后利用計算機繪圖技術對遺址群進行繪圖，考古人員則根據勘測數據顯示的重點區域進行考古鉆探工作。

（三）數字建模處理。在考古遺址發掘中，所有關于遺跡、遺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在考古過程中，傳統的繪圖、照相以及文字記錄手段限于某種因素，已無法適應現在考古的發展，也無法準確地記錄遺跡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資料。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在考古工作的應用，如GPS、數字相機等一些新技術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遺址信息獲取的能力。

四、結語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在原有考古經驗的基礎上，新的科學技術會越來越多的被應用。由于考古學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全世界的考古學家的數量也在迅速地增長，考古討論會的舉行也大量增多。未來的考古學將進一步科學化、規范化和現代化。為實現這些目標，全世界的考古學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科的積極參與和配合，只有這樣，考古學才能不斷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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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勝前，李彬森.作為科學的考古學[J].東南文化，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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